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9年）



2007-09-19 16:11:18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胡启立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 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期限可以延长一两年，所用外汇也适当调减。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28日，叶剑英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作《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的发言。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个法律。彭真就七个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项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执法。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要求各地法院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几个重要法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根据当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梁灵光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邓小平在接见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解决组织路线，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杨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