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大雨滂沱,刘义民在花房里给花盆倒水。雨中,他捡起被雨滴打掉的朵朵白兰花,用袖子轻轻地 拭去花瓣上的水,整齐地码放在花房葡萄架下的石板上。

    “有用吗?”记者问。  

    “没啥用。你闻闻,可香呢。”刘义民不苟言笑,但在花面前,会露出温柔的表情。

    身子佝偻,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且有擦伤,指甲缝里总有洗不净的土,这些是41岁的刘义民给人的第一印象。 　　

    刘义民是市河滨公园花房的花工,除了在全市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时摆花外,平时就是养育要摆的花,刘义民称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扦插一个“庆”字,他在大雨中淋了半天

    2006年五一节前10多天,刘义民和同事开始忙扦插。剪掉的红绿草头需要在一天内扦插完毕,这样才能保持长势一致。一个1米高的“庆”字,需要500多株1厘米长的红绿草头。字插到一半时下起了大雨。不插完影响长势不说,已剪掉的红绿草头只能扔掉。刘义民穿上雨衣接着插,可宽大的雨衣袖子影响进度。于是,他就脱下了雨衣,在雨中一插就是半天。他说,扦插是个精细活儿,不能太密,草头与草头之间要有一个指头宽的距离,留够生长空间。也不能太稀,否则字上会出现漏洞,影响效果。  

    花房班有14个花工,刘义民是班长。副班长小高说,像这样的关键时刻,班长决不会让其他人上。 

    时光倒流20年,班长是刘义民的父亲刘学勤,任劳任怨的刘学勤在公园内外留下很好的口碑。“对工作对人,老刘可实诚了。”这样的评价,刘学勤似乎很满足,也给刘义民很大的影响。作为老实人家的老实孩子,刘义民对工作对人都很实诚。  

    花工的工作不仅苦、累、脏,而且收入低、地位低,经刘义民的手送走的花工就不下60人。

    每年的3月和9月是下种时间,出苗后倒盆,一批苗共几百棵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内扦插完。“小花苗可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花工是饥是渴。”刘义民说。   

    为保证温度、湿度和通风,一年之中,一盆花要不断地被搬进、抬出、入棚、出窖。一盆草花短则四五个月,长则8个月到一年,哪一盆刘义民都要摸挲20多遍。    

    三伏天,刘义民从不午休,他认为这是金贵的拔草时间,一个中午的效果要超过平时一天。冬季花入棚了,要烧坑、培土、沤粪。按说现在有复合肥,不用沤粪了,可世家出身的刘义民深知沤粪才是花的上佳肥料。他与附近的公厕管理员拉关系,自己挑大粪沤。     

    扮靓家园之时,他回到花房给花说话 

    花房是个清静地儿,尘世的喧嚣,名利的纷争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

    20多年里,刘义民日复一日重复着从家到花房两点一线的日子。因为家就在公园旁边,所以他很少走出公园。

    市里的大活动、大场面,刘义民几乎是场场不落。但他出现在这些大场面的当口,往往是人稀场静之时,公众对他摆的花的赞誉之声也大都是通过别人的口转达的。但有一次,刘义民是亲耳听到。 

    今年5月16日,市里要在新城区会展中心举行50年市庆,刘义民负责会场上下的鲜花摆放。5月14日晚上,他在花房里选花,忙了大半宿。15日下午在主席台预摆,他和花工们忙了半天。因为当晚有演出,他们又要把预摆的1000多盆鲜花搬下台。演出结束后,拆去布景、灯光已是后半夜,刘义民才开始正式摆。一次次调整,上下、左右,色彩、品种,刘义民精益求精,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不知调整多少次,才达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效果。   

    16日上午,市庆的鞭炮声把在会展中心外一棵大树下熟睡的刘义民唤醒了——此时,他手里还拿着半个馒头和一头糖蒜,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倒在旁边。 

    “主席台的花摆得不错”,刘义民听到这话,感觉手里的馒头比山珍还好吃。

    很多时候的节庆街头摆放,他们都是摆完就走。“三天不在家,不能养菊花”,节庆摆放的忙碌,使刘义民忽视了正在生长期的花,他不能再耽搁了。“该照顾你们喽!”回到花房的刘义民对花说道。  

    在价值观动荡的今天,有些可贵品质并不被一部分人看好,比如踏实、平稳、不求名利。但正是这些品质,成就了刘义民,赢得了单位内外不绝于耳的赞扬。数不清的本地和外地单位包括一些房地产公司的高薪聘请,都被他婉言谢绝。“钱没穷尽,挣多少是多呀!”刘义民说。  

    这些年来,刘义民的妻子已习惯了和花房分享自己的丈夫,“他爱这项工作,我支持他。”妻子说。像妻子一样“学会”分享刘义民的还有他15岁的女儿,这个像花一样的女孩认为花房的花就是自己的姊妹:不然的话,她中招考试时,父亲怎么会为生病的菊花喷药呢?(本报记者徐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