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西市场百货商店出纳员赵玉杰很想拥有一条蓝洋布斜裙。但当年第一次发布票，她只领到了二尺七寸的布票，不够做一条裙子，只得作罢。“那时年轻也想赶个时髦，赶不上。”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她仍然觉得挺遗憾。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那是
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年代，距离他们是如此遥远而陌生：一些今天在超市随处可见、随手可取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肥皂、毛巾，那时只能拿着特定的票证才能买得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和全国各地一样，票证制度开始在鹰城实行。此后，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这种票证成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凭据。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票证才全面取消。但它在生活中烙下的印记，回想起来却依然鲜明。票证：见证历史近30年
“日用品票、工业品票、豆腐票……可惜那些都丢了，要不然能找到更可靠的根据。”向记者展示着他收藏的一大堆粮票和油票，我市一单位退休干部李景珊回忆起往事。
“当时那票多了，样式就和这差不多，大也和这一般大。”李景珊指着一张粮票，比划着说。“豆腐票小一点儿。那时还有工业品券，棉花有棉花票，那时候票证是分商品的。自行车、打火机……都有。”当时，百货公司有个经理叫任怀德，李景珊为了要个打火机还找他批了一下。那时的打火机很老式，是用手按，能盖住盒盖的，很简单。
李景珊所回忆的，只是近30年票证制度一个小小的缩影。
根据《平顶山市志》中有关记载，1956年后，随着煤矿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市场商品销售额猛增。当时，除供应的居民粮油、棉布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外，其他日用消费品全部敞开供应。“大跃进”期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商品货源短缺，供不应求。群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副食品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紧缺，市场很不稳定。1961年，国营商业采取行政手段，对粮食、棉布降低定量标准，扩大凭票证供应范围，对群众生活所必需的80多种紧缺商品，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使市场基本保持稳定。
1962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再加上苏联撤走在中国境内的大批专家，我市国合商业强调有计划组织购销活动，对部分紧缺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对糕点、手表、自行车等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营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市场肉蛋禽、土特产和日用工业品又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商业部门被迫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实行凭证券限量供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市开始对商业经济成份和经营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及饮食服务业。这时，除了向居民定量供应粮、油、生活用品和石油商品外，取消所有票证，敞开供应，扩大了商品流通。居民生活的重要保证
上世纪60年代初，赵玉杰在百货商店里卖布并做出纳。“那时的商业部门绝对是个好单位。”收到了顾客交来的布票后，她需要把布票一张张粘起来，“一尺的挨住，二尺的挨住，几寸的挨住”，最后都交到平顶山纺织品公司专门的票证办公室。那些票都是有数的。
1962年以后，多种百货商品开始实行凭票、凭证、凭券供应。包括：胶鞋、肥皂、香皂、洗衣粉，每年分季度发放购买证，以人定量，一季确定一次供应标准；皮鞋、手表、钟、缝纫机、铝壶、火柴等23种商品，实行限时限量凭票一次性供应。1969年，由商业局统一印发工业品券，当年城市人口每人发给2份工业品券，群众凭券购买所需商品，先后纳入凭票、凭证、凭券供应的日用百货商品有32种。这时，针纺织品中，棉布等8种商品也实行凭票证供应，毛巾、背心等10种商品也实行凭票证定期控制数量购买。副食品、肉、蛋、粮食都得凭票。
发票也像过年一样。像自行车这样的大件，一个单位可能只有几辆。最原始的抓阄儿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赵玉杰调到平顶山商场工作。当时，后勤部的几个人抓阄儿，里头有一个是大件物品，别的都是空的。“我手气最好，捏住过自行车，我记得是飞鸽，那时最好的是凤凰。还捏住过个缝纫机，我不会做活儿，人家说你能不能让给我，我说这机会不好得，不中。”赵玉杰笑了。一旁的老伴儿李景珊也跟着呵呵笑了。“这时的证都大了，是打印的，恁大。”他比划着说。
而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城市居民口粮口油供应也采取了凭票供应的办法。1957年，市区流通的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军用供给粮票和价购粮票、河南省流动粮票、河南省饲料票。同年，印发了市内油票，还印发了各种购粮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此后，1961年、1979年、1981年和1983年四次发行了市内油票，此外，还有市内工种粮票等。
作为一名干部，李景珊的定量是27斤（1斤=500克）。儿童的相对少些，随着年龄的变大，供应也会多些，达到27斤后就不再增加了。而下井工人由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对多些。当时，什么职业的定量是多少，都有严格的控制标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各种各样的票证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物品开始敞开供应。
“以前买面、买油，都是凭票。市场经济搞活以后，才不凭票了。”说起这些，赵玉杰心里高兴着呢。“现在好了，想吃啥都能买来。可不像那年头，过年连带鱼都买不来。”她记得，劳动路上当时有个水产商店，过年很多人拿着票到那里排长队。有时运气不好，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儿，没有了。每年到了11月份，一人发上几十斤的萝卜、白菜票，“都是用架子车拉，炒个白菜粉条就跟过年一样。现在，过年哪还有人吃那个呀!”(李科学)
（本栏目由平顶山晚报与市档案馆合办）
如今，这些粮油票已成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