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铭解释道，这是指重新校对腰线，看是否偏离，以确保安全生产。

    记者翻看了日志,发现6月份的一天不少。日志内容密密麻麻，日期有用红色笔写的，也有用蓝色笔写的。

    “红色表示自己带班，蓝色表示正常下井。”见记者一脸迷惑，刘新铭解释说。

    “刘新铭写日志可以追溯到1983年，现在已写了20多本，摞起来有半米多高，都是为工作和职工而写的。”队工会主席李万华说。

    日志，成了职工的通信录

    “是李加新的死，让我下定了写日志的决心。”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50多岁的刘新铭脸上仍有着难隐的痛。

    1983年，刘新铭是开拓4队副队长兼工会主席。职工李加新因家庭琐事非正常死亡后，他代表单位前去慰问。李加新的家住在三七街，可刘新铭就是找不到他家的门儿。向周围人打听,有人埋怨道，一个领导竟不知道下属的家。再说要是能及时调解的话，或许李加新就不会走绝路。

    “一番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头上,李加新家属的哭声更像把锥子刺得我心痛。在回单位的路上，我一直在自责。”刘新铭说，他出生在农村，1岁半时母亲病逝，9岁时父亲又在支援云南省煤炭建设时不幸遇难。小家没了，是单位这个大家庭里的叔叔阿姨们将他和姐姐拉扯大。

    6月8日，自责多日后，刘新铭写下了第一篇日志。日志中写道：“是啊，一个单位就是职工的家，领导就是家长。是家长，就该经常了解职工的所想，及时帮他们解开心头疙瘩。”

    翻着刘新铭的日志，记者不时会看到日记本中夹着的电话号码，其中不少电话号码被画掉后又添上新的，最多的已改过3遍。在较早的日志里，还附有职工的详细家庭地址。

    “这些电话号码都是职工的，以前通信不太方便，只能多记些详细地址。”刘新铭说。

    从开拓队到通风队，最后到了维修队，刘新铭的日志几乎一天没停。每到一处，他都把职工的通信方式详细记录下来。不但如此，日志中还记着职工的曾用名、籍贯和详细地址。他说这是为家访作准备的，大多职工来自农村，在老家也多有小名，左邻右舍可能只知道小名。

    职工们回忆说，刘新铭几乎跑遍了每个职工的家，职工们电话变了，都会及时通知他。他的日志就放在办公桌左下角的抽屉里，谁要是联系不到工友了，来这里翻看一下，准能找到。

    日志，装进每位职工的事儿

    刘新铭的日志不长，有的时候只写一句话，最长的也只有一页多。职工们说，别小瞧这短短的几句话，刘书记可是把每个人的事儿都装进去了，甚至是农村老家的事儿。

    （1989年）5月28日：“轻骑队”帮助沙老大、李强家收麦子。

    原来，矿上不少职工是“一头沉”（自己是非农业户口，老婆孩子在农村）。焦麦炸豆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当时收麦要靠一镰一镰地割。每到农忙时节，家在农村的矿工大都想着家里的麦子而不能安心工作，成为安全生产的不稳定因素。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新铭召集青年矿工，自发组织起一支“轻骑队”，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矿工家帮助收麦。沙老大、李强都住在新华区焦店镇，是第一批被支援的矿工。

    “‘轻骑队’可帮了俺的大忙了，让俺觉得回去不好好干对不住矿上。”已经退休的李运停师傅动情地说。他是湛河区北渡镇油坊头村人，当时父母年迈有病不能下地，全家十几亩地全靠他和妻子。正在犯愁之际，刘新铭领着十几名工友来到地头，一直干到下午6点多。

    在2002年的那本日志里，刘新铭记录有为矿工张国钦、钱金保家打井一事。当年4月的一天，张国钦要请假回家，刘新铭询问原委。张国钦说，父母年迈在家，不能出去挑水吃，他想帮父母在家打口井。刘新铭说：“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由我来办。”凭着自己在建井处的工作经验，刘新铭就利用空闲时间，组织人员帮助张国钦父母打好了井。后来，他又用这种方法，帮助钱金保等几名职工的家打了水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2002年12月9日的日志，是刘新铭最长的一篇日志之一。日志写道：李章生，我们的工友，现在正被病魔折磨，并且病情逐步恶化，正发展到肝癌晚期。他应该躺在医院用最好的药物延长生命，可他现在不能，因为没有钱……我们能忍心看着他等死吗？弟兄们，请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吧，哪怕是少抽一包烟，哪怕是少花一分钱，也是对李章生同志的一点慰藉……下面还附有捐款者及捐款数额。在刘新铭的倡议下，他和几名领导带头各捐了20元，其他人从10元到5元不等，共计535元。20元虽然不多，可是当时平煤集团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刘新铭的月工资才300多元钱，大多职工收入也就200多元钱，不少人连养家都困难。

    记者仔细翻了那段时间的日志，发现李章生的病情变化一直在日志里显现，直到开追悼会那天。

    日志，记着职工心头的疙瘩

    刘新铭的日志，不仅写有他帮助职工解决物质上困难的事儿，还记录着他如何解开职工的心头疙瘩。

    2004年6月21日，刘新铭的日志写有他对朱新方说的一段话：小朱，这两天你是咋了？看起来精神头儿不太足啊！是不是碰到什么麻烦了。你可是咱队新任命的班长啊，要知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道理呀！

    今年32岁的朱新方说，他永远忘不了刘新铭帮他成长的那段经历。他刚刚从协助班长工作到当班长时，怎么也不能适应。井下维修是危险工种，在有安全隐患或者长久失修的巷道里，全凭着每人头上只能照10米的矿灯照明，维修时还要随时注意来往机械车辆。以前，虽是协助班长，但大多数时候只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可是现在，班上十多人的安全全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在上班的路上，心事重重的朱新方还撞倒了一位老太太。

    刘新铭看出这种变化后，就找其谈心，以自己的经历劝他如何放开手脚，大胆管理，并建议在班里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开展安全生产竞赛。一番话解开了朱新方心头的疙瘩。为让朱新方安心下井，刘新铭还和他先后3次去看望了被撞伤的老太太，使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2005年中秋节，刘新铭的日志写的是一段和蔡捞子的对话，题目为《中秋，我在矿上过》。一向爱说爱笑的蔡捞子，最近几天不大说笑了，刘新铭就找他谈心。原来，蔡捞子弟兄3人均在外地，他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又到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了，他想回去看望父母和岳父母。但当时也正值秋种，一些人回家抢种去了，队里人手少，维修任务重。刘新铭听后爽快地说：“你看这样中不中，这次先让你媳妇回去。过完这阵子，我批你假回去。过节的时候，我陪着你过。”中秋节那天，刘新铭和大家一起，过了个愉快的节日。

    刘新铭说，职工下井干活，最怕的是思想包袱。如果不及时解开疙瘩，极易造成安全事故。（本报记者 杨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