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工作、生活、居住的1000余名印度人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张建国。他们亲昵地称他“Ｂｅｎ”，执意邀请他参加他们的聚会，并像对待英雄一样向他欢呼致意。

    叶县城关乡居民张建国没想到他做的事能在印度友人中引起这么大反响。6月3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点事儿算什么呀！我一惯都是这样为人处事的。帮助别人，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从中得到了快乐。”

    义举感动千余名印度人

    今年5月初，供职于深圳市龙岗区英国雷盛德奎实业公司的张建国，从印籍同事拉雷特处了解到了威沙尔的遭遇：７个多月前，家境贫寒的威沙尔从印度中转香港后来到深圳。原希望能在此找到理想工作的他,因护照丢失、身无分文，和国内的家人及朋友失去了联系，生活潦倒的他后来还患上了肝病。当地一位旅店老板任寒收留了他，并为他提供食宿达半年之久。

    今年5月9日晚，威沙尔突发急病。拉雷特、张建国等人闻讯赶到，将他送进北大深圳医院救治。张建国为他预付了第一笔治疗费３０００多元。

    病人住院的第一天，张建国全天守在医院，为他办理住院手续，并陪护在病床前。虽然当时威沙尔不能讲话，但他的眼里不时有眼泪涌出。张建国掏出手绢为他拭去眼泪，安慰他说：“别着急，你慢慢会好起来的。”

    经过检查，威沙尔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按规定陪护者一般要戴口罩的，因为太紧张，张建国把戴口罩的事忘在了一边。张建国说，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

    ５月１２日威沙尔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不治身亡。去世前，威沙尔曾表示，在深圳，他感受到了“在家一样的温暖”。拉雷特等印度朋友把张建国当作“自家人”，请他全程参与遗体火化、骨灰撒进大海等项事宜。为了回报曾援助其同胞的中国朋友，５月２８日，在深圳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上千名印度人举行了一个大型聚会，以爱心捐款、美食义卖等方式，将筹集的善款捐给深圳市妇联，以资助残疾、贫困儿童。

    张建国的身影出现在聚会的广场上时，全场雷动，人们呼喊着“Ｂｅｎ”，一直把他拥到中间的场地上。在众人热切的注视下，主持人把一个凝聚着1000多名印度人心意的音箱赠送给他。

　　一时间，张建国成了粤、港、豫等地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直到近几日，还有深圳市的长途电话打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叶县常村乡政府，询问他过去在这里工作时的情况。

　　“他这样做一点都不奇怪”

    6月3日，记者来到张建国的老家叶县城关乡三里湾村。很多村民还不知道张建国在深圳成为“名人”的事儿，记者带来的一份报纸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他们纷纷传阅，都说：“咱村出名人了，建国真给咱们露脸了。”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清遂这样评价张建国：“热心人，为人活到，心眼可好了。他从深圳回老家，遇到谁家有了难处，他二话不说就掏钱，口袋里的钱老是花得一干二净。有几次临走的时候钱花光了，还得向他爹要路费。”

　　村里人都知道张建国在深圳工作，每月收入万把元左右，是个有能耐的人。可他回到村里没一点架子，待老少爷儿们可亲了。2002年冬天，他回村后发现村里主干道仍是土路，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就出钱雇车购买了近30卡车和拖车的碎石子和石末、煤渣等，把村里1公里长的主干道全部铺修一遍，解决了大家雨天行路难的问题。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直和张建国同学的李春林、张伟在谈及他救助印度人一事时说：“他会这样做的，从他以前为人处事的态度看，他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儿，一点都不奇怪。”

　　据李春林等人回忆，在上高中时，张建国就经常帮助那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看到那些因家境贫寒、长时间吃不到菜的同学，他心里就感到难受。张建国的家境相对宽裕些，他瞒着家里先后拿出七八十元钱帮助同学，这笔钱对当时农村高中生而言，可是个大数目。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看到一个姓王的同学在单衣的包裹下被冻得浑身发抖，他就脱下棉衣给他穿上：“你先穿着，我里面穿有毛衣，不冷。再说，放学后，我跑步回家，穿棉衣也是累赘。”

　　回家路上，凛冽的北风穿透毛衣，冰冷刺骨。到家后，家人不知底细，好把他数落一顿：“你臭美个啥？连棉袄都不想穿，冻坏了看你明天咋上学。”

　　这样的事儿，还有不少。

　　1990年至1993年期间，张建国曾在叶县常村乡政府工作。据该乡党委秘书李先学和机关干部刘电用等人回忆，张建国为人很热心，乐于助人。

　　中马村一户刚添了小孩的人家，因母亲奶水不足，孩子常吃不饱，又哭又闹。眼看着婴儿饿肚子，想买奶粉又没钱，一家人愁眉不展。张建国当时的工资并不高，当他听说这事后，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买些奶粉送了过去。

　　在深圳立足后，张建国的热情一点也不打折扣。他先后帮助过100余名到深圳寻找发展机会的老乡，自费为他们提供食宿，帮他们寻找工作。一直到现在，家乡的人去深圳务工、经商，也都愿意和张建国联系。在深圳的河南老乡戏称他的住处是“接待站”。

　　张建国说：“我有我的待人处事方式，做一个好人，我心中踏实，感到快乐，这就足够了。” （本报记者 谢运和）